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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她对教师这份工作满怀斗志、对教学很有热情，也逐渐得到了学生的喜爱，但代课教师的身份，却让她毫无安全感，仿佛被自己喜爱的事业排除在外。

代课老师的经历更加坚定了她考编的决心，比起备考的艰难，她更希望能有尊严地热爱自己的工作。

今年五月初，我因疫情在家隔离数月后 ，终于在中心小学的教师群看到了复学通知。

一时间，工作群里热闹非凡，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同事们对假期结束的兴奋和感叹。但身为代课教师，我不敢过早加入他们，而是第一时间点开教育处主任的对话框，再次确认今年是否还能留校工作——虽然放假前我已经问过主任，但学校对代课教师的需求似乎随时都在变。好在这次学校的用人计划如旧，我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正式教师一起在礼堂参加了开学会议，又给学生家长发布开学消息。谁知当晚，正当我做着开学第一课的准备，却突然接到通知，告诉我本学期教师足够，无需另请代课老师。简言之，我在开学前一晚被学校临时辞退了。

我脑子蒙圈，找领导要说法，却被他们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。教育主任说，决定都是校领导做的，他不了解学校的人事安排；校长说这事他早就在工作群说过了，学校没钱再发给代课老师。最后副校长给了我一个号码，说某间村小还招代课老师，让我自己联系负责人。但电话打过去，对方也是万般推脱。

此时，距离学校正式开学已过去数天，我的工作已经有人顶上，校保安也不许我再入校。但我始终没拿到说法，被辞退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

实际上，在学校类似这样临时变卦的事并非第一次发生，但我对这种吃瘪感仍然无法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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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7月，我大专刚毕业就回到了家乡，在这所中心小学当代课老师，打算一边代课，一边积累经验，备考有编制的正式教师岗位。

中心小学新建不久，距镇中心一公里多，有五十多名教职工和一千来名小学生。除了中心小学，镇上还有几间村小，学生都不少，但地区偏远，师资力量依旧薄弱。

正因如此，镇上小学的代课老师一直存在缺口，光是中心小学就有三名代课老师。面试时，学校对代课老师的工作经验没有明确要求，也不会检查相关资格证件，只要能吃苦干活就能入职，不签合同是常态，我也见怪不怪。

和中心小学口头协议了每月1500元的工资待遇后，我开始在这里任职，教一年级数学。起初我不在乎工资低，毕竟是过渡的工作，只当积累经验，但真正入职后才发现，代课老师是块万能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

第一次任教，我就分到了全校人数最多的班级，有67个学生。刚进教室，我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：学生你挨我挤地塞在教室里打闹，见我进来，67只神兽齐刷刷望向我，原本的吵闹变成了蓄势待发的静，他们眉毛高翘，眼里全是孩童特有的狡黠伶俐，那是种管控稍有不慎，他就能上天的精气神。

小学生精力旺盛，注意力时间短，每个人小声说一句话，都能形成让人头疼的音量风暴。上课第一天，我就因为对抗止不住的尖叫声、拍桌子声，把嗓子喊哑了。

而后不久，主任又以人手不够为由，让我担任英语教师和班主任。这意味着除了备课改作业，班会纪律等大小事也由我负责，既要和科任老师商量教学计划，又得隔三差五应对学生鸡毛蒜皮的告状，不得消停。我只能自我安慰，新手教师多干些活儿是正常的。

直到一天下午，体育老师没有按时到岗，主任临时通知我先上两节数学顶上，我才开始不平：“已经上了两节数学，再上两节，学生早就腻了，注意力都集中不起来。”何况我没有课时费，上再多也是义务工。

但主任没有改变主意：“上不了数学就上英语，你是班主任总有办法。”

那天，我上了四节课。因为上课保持站立，全神贯注，还要时刻留意学生的状态，我满头虚汗，课后站上体重秤，竟比之前轻了两斤。

我忍不住向早一年入职的代课黄老师抱怨，她却习以为常。黄老师提醒我：“代课老师的工资是由学校开的，做多做少都是这么多钱，那还不把我们当奴隶使？”我这才发现，我班上学生的人数不仅是同年级其他班人数的一倍，调皮捣蛋成绩差的学生也都集中在了这里。

那以后，我的这些“发现”越来越多：学校的脏活累活，正式教师不愿干的工作，譬如清理运动场、整理资料，都理所当然交给代课老师；遇到其他班教师请假的情况，正式教师又不愿上课表以外的课，学校也会找我顶上。我就像个次等备用教师，工作虽多，却没有不可代替性，始终游离在学校的核心工作以外。

但我从来不敢拒绝这些要求，因为没有合同，如果被辞退青岛丰硕机械设备，工资拿不到，就相当于白做工了。

于是我每天六点起床，骑半小时的电摩来到学校后，一整天都待在教室。最多的时候，我每周要上20节课，每天备课到深夜，平时则争分夺秒批改作业，写材料。很快，我得了咽喉炎，肩周炎，都是教师的职业病，却因没有医保，也不敢轻易看病。

反观正式教师却轻松得多。国家编制给了他们生活的底气，敢提要求，有话语权，哪怕外出学习，课由代课老师顶上，收入也没有明显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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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后，我的同学大多去了培训机构，回家乡当代课老师的也不少，以此当作考教师编制的跳板。因为工作不顺心，我也买了许多书，想用努力复习冲淡这种对比感，但是心理落差还是避免不了。

因为代课老师大都做不长久，一些正式教师索性不再记我们的名字，也从不和我们说话对视，必要时，她们称呼我为“代课的”，随后面无表情地将工作分配过来，仿佛因为身份差异，关系已经不需要经营。

和我搭班的雷老师是三支一扶政策转正的，个儿矮，微胖，说话速度极快。她支教两年转正后，顺利拿到了编制，这无异于端稳了铁饭碗，腰板也直了。我们说话时，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下巴，下沉肩膀，我个子虽然比她高，却也会在她的气场下不自觉地耸起脖子。

雷老师教四年级数学，每天两三节课，教学任务不算重。但她要么赶不上早课，要么家里有事，经常让我帮她代课。我不愿得罪他们，都牺牲休息时间帮忙，哪怕绩效和课时费仍旧属于雷老师。

时间一长，雷老师的小把戏严重越过了同事相互帮忙的边界，我尝试沟通，想让雷老师帮我把课上回去，但她只给我带了几次早餐，便装作听不懂暗示。我又向主任反映，说大家都是教育事业的一线工作者，应该相互尊重，“代课老师也需要休息”。但主任只当和事佬，几次反映后，甚至批评我太小气，千亿·国际不能妥善处理和同行的关系。

只有黄老师无奈地劝我：“你以为我们以前没反映过吗？没用的，他们才是一边的。”于是我也不再说了，学会忍耐。因为当下，雷老师就是学校的正式教师，这比我们任何不屈的申诉都来得有用。

但种种不平等仍在提醒着我，我们只是个外人，凡事没有资格。

中心小学是公办学校，逢年过节都会给教师发些福利，米面油，月饼粽子，购物券，而代课老师是享受不到的。

发礼品时通常在周五下午，正式教师上完了课，轻松热闹地结队去办公室领取，默契地不会叫上代课老师。他们毫不避讳地把礼品往桌子上摆，热闹讨论今年发的水果不好吃，不如发些购物券。我和黄老师则不约而同禁声，眼睛盯着书本，生怕回望一眼就泄露了羡慕与失落。

连家长也能看出个中区别。应学校要求，我经常在班级家长群发布通知和课程任务，譬如要求关注知识答题，但常遇到不配合的家长将不耐烦表露无遗。他们抱怨我老用与学习无关的东西来麻烦家长，“隔壁班的老师就专业很多，不会整天有这种啰唆的事。”

得不到各方认可，我很委屈，而身边代课老师的处境也不轻松：有人确定了代课关系后，被学校方面无故毁约；有人经常要干超出教学工作的活儿，甚至去厨房帮忙，但这些活都是义务，没人会为此付账。所有人都因为我们是“临时”的，学校师资一够就会离开，便尽可能地压榨，也不会投入毫无益处的尊重。

渐渐地，我也对这份工作也感到厌倦，觉得当教师就是个错误。

谁知在我消沉时，平时让我头疼的学生却成了最大安慰。他们不懂现实世界的利益对比，总是将喜欢表露无遗。我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贴纸当作业奖励，他们就在作文里将我称为全世界最好的老师。

一次代上体育课，我带着学生在操场上活动。彼时我已经开始考虑其他出路，但看着学生如小羊羔般在草地上奔跑，每发现一朵野菊花就把我拉去，欢喜尖叫：“我这朵最好看！我要把它送给老师。”这一幕融在毛茸茸的阳光里，再度抚平我对职业选择的犹豫，又让我短暂地忘却了担忧。

当时不少代课老师因受不了工作环境，纷纷换学校，但我实在舍不得这些孩子。所以我咬咬牙，打算继续留在这里。

3

入职一年，我努力克服困难，完成了所有派到手上的任务，但我已经半年没收到工资了。

当初入职时我没签合同，如今命运便被校方拿捏在手，如同股市里被套牢的股民，及时止损是说来轻巧，现实则是不敢离开，怕拿不到酬劳，之前的劳动全都付之东流。

最初，学校每月都会往我们的卡里打入工资。但新学期开始，银行卡到账的短信就一片沉寂，我不得不几次和黄老师，江老师一起讨要工资，却总是被校长以上级没有拨款等各种借口推回来。于是这半年，我们为学校当牛做马，生活却一直靠父母支撑，生活费也只能跟父母拿。

其实虽说讨要工资，但代课老师的收入并不高，每月1500元，没有五险一金，没有产假、带薪休假。当班主任的正式教师每月能有200元的班主任费，我没有；正式教师每年有一次免费体检的福利，我们也不享有。

没有收入，我舍不得坐公车上班，每天都骑电动车。我从不用花呗借呗，生活用品在网上买，衣服也只在换季时买，花钱精打细算。好在学校让我以6元一份的价格享受职工餐，伙食我便都在学校应付。

我家在本地，有父母帮衬，生活尚过得去。但对于在收入上另有打算的黄老师和江老师，半年不发工资已让生活每况愈下。她们对工作越来越不耐烦，心有火气，一点就着。黄老师经常对我说，拿到钱就走，“再也不在这破学校待。”

黄老师叨念了多次，直到今年初，学校才将半年的工资打到卡上。而黄老师和江老师也没有食言，收到钱的第二天就辞职了，换了所学校继续当代课老师。

临走前，黄老师向我透露，即使都是代课老师，在不同学校也会有不同待遇，譬如有些学校工资更高，每月2000元，或是工资能够按时发放，她劝我一起离开。除了黄老师，我也收到朋友的消息，说他们学校有老师请产假，可以让我补职位的空缺。

但当时，考编已迫在眉睫，我不愿在关键时刻重换学校，加之我在放假前问过主任，也得到了新学期我能留任的答复。于是我选择拒绝朋友的好意，继续留在中心小学。

疫情期间，考编日期被推后，我依旧坚持履行班主任的职责，每天督促学生完成疫情期间的健康打卡，布置家庭作业，发放教科书。而我没想到，虽然我选择了学校，学校却依然在开学前一晚，在我发布开学事项后，将我辞退。

此时已经五月中，通知到得太晚，其他学校也都开学，我找不到能去代课的学校了，只能忍下命运的不公，在家等待遥遥无期的考编。

4

后来我收到消息，学校辞退我并非出于拨款不够，而是几间村小合并到了中心小学，教师一整合，人手也足够了，便不再需要我。

辛苦努力了一年，最后如雁过无痕，我心有不甘，总是忍不住查询代课老师的相关事例，才知道全国还有30多万代课老师，大家处境都差不多。为了让代课老师工作更有尊严，这些年国家一直出台福利政策，譬如为代课老师发放经济补偿，为临时辞退的代课老师提供补偿。但学校实施起来似乎总是困难，这些政策我都是第一次知晓。

我身边被临时辞退的代课老师不少，有人在开学前一天接到不再雇用的通知，她为此深受打击，郁郁寡欢，一直在家待业，一年多没出去工作。也有人转行做微商，投身教辅行业，或进了房地产公司当中介，但我仍打算继续当小学老师。

离开学校后，我陆续收到一些家长的消息，他们说孩子很想念我，经常提起我，问我是否还会回去。我不知这些孩子会记得我多久，但能在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时期，担任过重要难忘的角色，这是其他职业难以赋予的，也是无论教师行业多么艰难，都仍让我觉得学校单纯而美好的原因。

但想要全身心地投入这份工作，就得有个编制，这是保障和底气。

于是接受辞退后，我没再找其他工作，专心在家复习。五月底，编制考试的报名系统重新开放，竞争比过去都要激烈，最偏远的学校也有80:1的报录比。但我没有后退，当天就报了名。

报名之后，复习节奏更加紧张，但我仍每天查询最新动向，生怕错过重要信息。前些日子，我听在苏州工作的同学说，或许国家要开展取消教师编制的试点，如此一来，教师编制就会愈发不值钱。

她问我：“考编压力大，要是取消了你还考吗？”

“当然要考，”我没有犹豫：“我还是想当老师，但实在不想再当代课老师了。今年考不上，明年考，只要编制还有存在的一天，我都要考。”

我想更有尊严地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再也不当浮萍。

莫斯科国立大学(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)全称莫斯科国立米哈青岛丰硕机械设备